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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进入生猪育种专业化时代

发布时间：2024-03-21作者：来源：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转】点击：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农牧业领域的代表委员强调科技创新对于传统行业的重要性，提出要加快生物育种创新体系布局，为生猪养殖行业注入新质生产力。
　　“我国已经进入生猪育种专业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专业育种公司出现。整体育种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这对于我国生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扬翔股份生猪育种总监赵云翔说。
       行业愈发重视育种
　　要构建新的生物育种创新体系，从产业链源头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伴随着我国生猪产业的发展和扩容，行业对于种猪以及育种的需求增加。
　　在第五十届养猪产业大会同期举办的全国首个种猪精液拍卖会上，来自广西胜扬天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永福公猪站的杜洛克精液，被拍出6000元高价，成为拍卖会的标王。
　　从高价精液到行业高价进口国外种猪，无不体现着育种的重要性。业内普遍认为，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已经从数量增长阶段跨入质量提升阶段，并逐渐向价值创造阶段跃进。转变的背后，在于技术创新驱动和产业链精细化管理。而作为产业链的元点，育种被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今年两会上，多位养猪行业的代表委员提到，要构建新的生物育种创新体系，从产业链源头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对于生猪养殖行业而言，种猪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整个产业链条的效率。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赵书红始终认为：“基因水平决定生产水平的上限，育种是突破极限的最有效手段。”
　　另外，在养猪行业，料肉比（猪增重所需的饲料量与增重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养殖指标，如果能够降低料肉比，对于养殖效率以及粮食安全都有重大意义。
　　牧原实业集团董事长秦英林在今年的两会建议中也关注到这一点。他表示，当前国内生猪平均育肥料肉比3.0，与丹麦2.52的料肉比相比仍有很大空间。如果中国养猪行业可以实现牧原2.3的超级料肉比，按照每年7亿头猪的产能，每年可少消耗5880万吨饲料，相当于节省1.5亿亩土地。
　　这意味着，在育种端和饲料端的改进，可以让整个生猪养殖行业的规模扩张，不再以消耗大量生产资料为代价，整个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赵云翔称，经历过猪瘟疫情之后，我国进入专业化育种时代，专业化育种公司越来越多，整个国家的育种体系逐步完善和成熟，育种技术及应用普遍增强。
　　2009年，我国启动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遴选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组建国家种猪育种核心群。当下，养猪企业相继成立育种实体企业，在开展实质性联合育种工作上迈出重要一步。
　　“在扬翔内部，育种工作一直处于天花板的位置，是内部最为重要的业务板块之一。”赵云翔说。
　　相关信息显示，该公司2005年开始布局种猪育种业务，2011年入选成为国家核心育种场，当下构建了“高性能多点核心种猪群﹢智能化楼房公猪站﹢父母代猪场﹢家庭农场”的育繁推一体化商业育种体系。截至目前，公司核心群母猪存栏超过5000头，存栏有4万多头的扩繁群，每年可对外提供种猪50万头。
       育种经历多次迭代
　　新质生产力要求在生产端、供给侧创造需求。
　　生猪养殖行业属于传统行业，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整体供给充裕、基本面处于亏损、消费者需求提升的大背景下，整个产业亟待通过创新来寻求高质量发展。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攻克新技术、发展新路径、创造新价值。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通过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管理革新等创新手段推动产业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希望所处的行业是基础产业，更能认识到科技创新在推动企业发展革新和行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性。
　　多位行业人士提到，生猪育种是一项复杂的科学研究工程，涉及遗传育种、繁殖、动物生理、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当下的智能化育种又涉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自然学科。
　　赵云翔表示，我国育种经历多次迭代与创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育种都停留自表型选择的时代，在统计学理论发展和测定设备完善后进入综合选择指数（在多性状选择时所制定的指数，作为个体综合育种值的估计）的选种时代。之后，分子生物学发展以及测序技术的发展，进入分子育种时代。当下，伴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和智能设备发展，智能化育种时代来临。
　　“智能化育种时代的背后，是包括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数字技术，电子耳标、图像识别设备、智能饲喂设备等智能设备，和融入大数据算法、测定技术、生物技术的育种技术。这些都需要科技创新来支撑。”赵云翔说。
　　而在具体路径上，扬翔股份与“产学研”合作单位总结出种猪育繁推一体化关键技术，通过培育高质量种猪，输出优质猪精，助力提升生猪养殖效率。
　　扬翔股份方面表示，优质的“种”，离不开选育、扩繁、推广各环节的紧密衔接。公司从育种技术研发、高性能种猪培育、猪精安全高效生产与远距离运输、优质猪精推广、育种服务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打造出种猪育繁推一体化关键技术。这一模式既能降低引种带来的疾病风险，又能够保证遗传水平和生产成绩，实现复杂疾病模式下生猪高效育种与生产。（蒋政）